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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毛泽东关于建设有文化的军队的重要性的具体表述。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着重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建立有文化的军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农是革命军队的主要成份，他们由于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这种状况对于他们提高觉悟，掌握军事技术妨碍极大。因此，早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把提高部队文化水平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把建设有文化的军队，作为我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红军时期开始，毛泽东就一直重视军队内部的教育普及，在干部战士中开展文化和宣传工作，以提高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一方面开展教育活动，组织干部战土学习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在军队中办学校教育，大量培养掌握军事和其他专业知识技能的干部。红军时期即在苏区建立了红军大学和无线电，卫生等专门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等层次不同的指挥与专业技术学校，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文化教育工：作的制度、措施和方法。在毛泽东建设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思想的指导下，从红军至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建设都始终是这支新型人民军队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革命文化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它使这支军队产生了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基于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的需要，更加强调文化工作是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再次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毛泽东建设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思想，至今仍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成果，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64年2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上，他作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这是他一贯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凝炼。“古为今用”，就是吸取古代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华的成分，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为反映现实服务。一切文化艺术都是在继承、借鉴前人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悠悠的中国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对这些宝贵的遗产，必须继承，而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继承是批判的继承，而不是一切照搬，兼收并蓄。“洋为中用”，就是学习一切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为丰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各民族的文化之间从来都是互相吸收互相发展的。文化艺术的原理上的共同性与表现形式上的民族性、多样化是辩证的统一。每一民族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成果与贡献，也为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因此，在文化的建设上，不能采取关门主义，同时，也要分析、鉴别、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经毛泽东高度浓缩与概括，其外延自然也就扩大了；它无论作为理论原则、指导思想，还是作为方针、政策，其适用的范围，早已不仅限于文化艺术领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关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方针，亦称“双百”方针。毛泽东认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具体说来，“百花齐放”，乃是指文学艺术的发展，进而到文化事业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创造力，形成百花齐争妍的局面，在互相学习、借鉴中不断发展、提高。毛泽东首次使用“百花齐放”一词，是在1951年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题词中，这一题词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原指我国战国时期学术界诸子百家相互辩论的风气和局面，毛泽东古为今用，借用来说明促进科学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百家争鸣”方针的最初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1953年，郭沫若与范文澜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当时任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的陈伯达就此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要“百家争鸣”。此外，50年代初期，我国自然科学界特别是遗传学领域，由于盲目接受苏联李森科学派的主张，采用行政手段压制摩尔根学派，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为此，毛泽东在1956年5月2口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深刻地分析了“李森科问题”对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影响的危害性，并对于“百家争鸣”一词的渊源做了解释，号召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百家争鸣”以促进自然科学发展。后来，毛泽东又通过给北京大学李汝祺教授所作《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改题为契机，将“百家争鸣”的方针，概括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以此作为李文的正题，深刻地阐明了要想促进科学发展并掌握其发展规律就必须走“百家争鸣”之路。为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指明了方向。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党的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也是始于1956年。这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毛泽东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强调了“双百”方针的重要性，指出艺术界和科学界不同风格、不同学派间的是非问题只有通过施行“双百”方针的途径去解决，而不能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去解决，对科学与艺术上的是非要采取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作结论的慎重态度。在3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观点阐释了“双百”方针的重要性，辩证地分析了施行“双百”方针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随后，在南下途经津、济、宁、沪、杭各地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反复阐述了“双百”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个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科学上不同的学派之间的矛盾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需要一条正确的道路去解决，而这条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应该让实践来检验，任何主观的行政手段都是行不通的，因此要和群众一起在斗争实践中学会谨慎地实事求是地辨别香花与毒草，并用正确的方法与毒草作斗争。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是“双百”方针的哲学基础，，1957年1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双百”方针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我们正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双百”这个方针。他列举了在科学、艺术、政治思想等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进步都是在其矛盾斗争的推动下来完成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东西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斗争是没有禁区的，真理也必须在斗争中求得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就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此外，毛泽东还提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正确实行“双百”方针的政治标准和重要保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六条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标准。认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使用这些标准，可以鉴别人们的言行正确与否，识别科学艺术领域中的香花与毒草。因此，有了这些标准，就为正确贯彻“双百”方针提供了重要保证。总之，“双百”方针是我党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一个长期基本的方针，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科学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不但要在自然科学战线上，而且要在社会科学战线上贯彻它。“双百”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对教育、科学、文化、政治思想工作的政策，在实践中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规律，是繁荣艺术和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词中重申：“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一正确方针的恢复和发展，使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文化事业及学术理论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文艺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文艺思想观点的鲜明性、战斗性和实践性与其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思想是一脉相通又是不可分割的。他早期对文艺的见解和思想脉络，可以从他的文章著述、演说报告，特别是他的诗词创作实践的文风和艺术风格中找到线索。而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主要地体现在下列著作之中：《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此外，还有若干通信、批示、按语和为报刊代拟的社论。上述著作中，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表述得最系统、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看来，文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阐发而构筑了他关于文艺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其要点是：(1)他把文学艺术的对象，即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视作一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提到了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高度，从而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同时，为着工农兵的需要，解决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2)在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他依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论证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观点，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他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并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同时，他还提出要正确处理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的关系，对于“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3)他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和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此，他强调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五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为此，他特别强调文艺的创作主体必须努力树立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相通，汲取创作源泉，并且推陈出新，通过典型化创造出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的文学艺术品，以激励人民振奋起来，改造自己的环境。(4)他把文艺批评当作开：展文艺界的斗争和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要方法，并提出了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指出，“政治不等于艺术”，两个标准不可以互代；一般的世界观不可以代替文艺批评。他既否定抽象的绝对的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定抽象的绝对的不变的艺术标准，从而他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作品，从而提出了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5)在如何对待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的问题亡，他正确地回答了批判与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对于优秀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要继承，但日的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要利用，但要对旧形式给予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使之变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同时，他还提倡“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这些思想在建国后，他又高度概括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6)他十分重视文艺战线上党内、党外的关系问题，提出正确认识和摆好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位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努力发展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正确开展批评、斗争，既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尾巴主义，又反对“左”倾排外主义、宗派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轫、形成都在革命的战争年代，它作为完整的理论形态是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期间形成和成熟的。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某些理论的阐述中、具体问题的分析上以及个别结论上今天看来，已显得有些“过时”；、但是，它在总体上和基本内容上所独具的丰富内涵，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特别是对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确立，对于我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思想

　　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概括和总结。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第一，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教育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造作为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前提。]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为了革命的需要，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以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937年，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强调，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以后又指出“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指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也成为极其迫切的任务。为此，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文中要求全党“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此后。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多次提出要继续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并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具体方针政策。到60年代中期，他仍然强调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不断提出对旧教育制度改造的具体任务，以适应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贡献。第二，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一切旧的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在青年时期，毛泽东曾认为，改造中国应先从教育人手。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他彻底批判’了这种教育救国论，开始把教育作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来为中国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服务。他一方面注意对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教育实践相结合，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革命的教育思想。他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努力创造一个为无产阶级政治及工农大众服务的新教育制度。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赞扬并肯定了农民的文化运动与普及教育的成果。在1934阵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使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的思想，强调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保障工农大众有受教育的机会，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教育方法和措施，大力提倡群众性扫盲识字运动，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及民众教育，并使之成为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任务。建国后，他强调要将普及教育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相结合，提出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并具体提出农民学文化、学技术与农业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迅速提高了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他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思想，强调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干部，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为党的教育方针内容之一，同时确立了“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与科学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体系。第三，重视社会实践，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提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针对旧教育制度在培养人才上的弊端，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学校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与办法。早在1921年8月，他就曾创办过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吸取古代书院和现代学校的长处，提倡自学与自由研究相结合，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求学。他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1929年，他提出启发与讨论等十项教授法。第四，毛泽东始终强调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办学方针，要求办教育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提出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从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和自愿出发办教育，主张办教育要有国家办学和调动人民群众办学的两个积极性，要求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大革命时期，他主持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工作，并积极支持农民自办夜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苏区提倡并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识字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发展根据地的文教事业。1944年10月，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他明确提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建国后，毛泽东强调农村办学应采取多种形式。1956年，他提出，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勤工俭学。在办学原则上，他系统提出了要将统一性与多样性、普及与提高、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在办学形式上，他提倡国家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教育、自学并举，免费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总起来说，毛泽东根据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情，在教育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革，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和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在创立中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教育领域不断地进行革命与改造，从而建立起一个被世人所瞩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民族与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教育体系。当然，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偏颇，在实践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但这些毕竟不是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继续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导，发展真理，修正错误，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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